前者刚硬，后者百变，热血搭着戏谑，笑声里暗藏泪点，让整个观影过程中的情绪都跌宕起伏。
前两天，院长和导演杨枫坐下来聊了聊，关于《铁道英雄》背后的故事，关于如何打好这场“仗”。
他的工作台上有很多小摆件。
“这是片子里张涵予手里拿的火车轮模型吗？”我问。
“你眼很尖啊，确实是，给，拿去看看。”杨枫导演笑着回应。
还没聊起来，就已经直观感觉到《铁道英雄》确实带着导演本人的性格，豪爽、大气，同时又注重细节。
十四年抗战，数不清的战役，《铁道英雄》却选择了一个小而精的切入口——
觉得不够，又将时间与地点进一步浓缩，集中于枣庄市内的临城火车站。
伪满时期，日寇占领了山东枣庄一带的铁路枢纽，为了方便从华北往东北运送物资。
这些物资自然是要用在战场上的。
于是，在高压管控与严密监视之下，当地的铁道队员凭借机制与谋略暗中刺探、传递军情。
这些在和平年代看来不可思议的故事，在当年却是频繁上演的日常。
“反扫荡的时候，大量八路军被压制在山里头出不来，有很多受伤的人。就得靠铁道队员劫物资，给山里供给、给伤员治病，提供弹药抵抗敌人。”
“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真实历史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瞎编瞎造的故事。”
这是导演杨枫反复强调的创作初衷。
在筹备阶段，主创团队研究了大量的党史馆资料，实地探访铁道队员家属，做了文字、口述等各个方面的调研。
影片中张涵予所饰演的老洪便是团队的主心骨，冷静、老练、果断，极具人格魅力。
其原型是鲁南铁道大队队长洪振海，有“飞毛腿”之称，但年仅31岁时就遭到日军围剿不幸牺牲。
他曾创下了诸多英勇事迹，如袭击洋行消灭日本特务，拦截火车为军区增援物资等等，这些史实片段在片中都有所呈现。
在过往作品中已经集齐“海陆空”军人角色的张涵予——缉毒警察（《湄公河行动》）、临沂号舰长（《红海行动》）、川航机长（《中国机长》）——再次将“硬汉个性”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他话不多，总是嘴唇紧闭。帽檐压得很低，试图来掩盖那双如鹰隼版锋利的双眼。
皮肤黝黑粗糙，指甲缝里也满是难以清洗的黑色油污。即便隔着屏幕，仿佛都能闻到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煤炭与汽油味道。
“演员手指甲缝里的细节，皮肤上阳光直晒出的色斑，以及因冬天寒冷而产生的潮红和皲裂，嘴唇的干裂，这些东西每天化妆都如同上大刑，要画好几层。张涵予回到北京指甲缝里的黑泥也还去不掉，因为是颜料给它涂进去的。”
作为正面角色，老洪在片中没有出现一句口号或说教，用语全都非常口语化、生活化，且夹杂着大量方言表达。
这也是剧本的功劳。
杨枫本身就是济南人，跟张涵予又是多年好友，所以塑造形象时完全是“量身定制”：
“实际我起心动念开始创作的时候就知道我要用谁。在写故事的时候，就会按着张涵予的口气来写。不是每句台词放在这个人嘴里都是合适的。你要了解张涵予的习惯用语、断句方式、说话节奏。然后再加上这个人物的角色身份，才能成立。”
人物的生命力，便在精准打磨的一个个细节中焕发出来了。
铁道队员的形象是坚硬的、锐利的、直观的，有着大开大合的悲壮与惨烈。
相比之下，范伟饰演的老王是悲喜交加的小人物，同样鲜活立体。
身份是临城火车站的调度员，干了几十年，老光棍一个。
他还有个标志性动作，就是兜里永远装着花生米，见到谁都笑眯眯地抓一把塞对方手里。
在这个角色身上，导演融入了调研过程中搜集到的诸多有趣故事。
比如，老王总在笑，但细品，这些笑又不尽相同。
起初，他对日本人的笑是卑微的、谄媚的，言听计从的模样让人看得牙根痒。
随着身份逐渐揭晓，笑的意味也变得越来越丰富，同时夹杂着试探、隐藏、紧张与谋略。
被日军殴打、扣押，还侮辱性地要合影留恋时，他装着很配合，对着镜头一咧嘴，笑着骂了句“畜生”。
那一抹讥讽、不屑，以及最后与日军长官对峙时的视死如归，都戳到了人心尖上。
一人千面，范伟是也。
当然，老王的笑中也有温柔。
一颗红彤彤的苹果，在凛冽的冷色调中，成为唯一的暖色，也象征残酷年代人与人之间依然保有的温情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铁道英雄》有个明显的优点：对日军保留了较为客观的描述，没有刻意丑化与弱化。
电影中的站长一角，就有其矛盾和复杂的“嚼头”。
他与铁道队的比拼，每一局都在赢。但他不知或者不敢相信，我们的战士可以牺牲性命。
但这不是导演杨枫想要的东西。
“抗日战争最后胜利靠的是我们舍身忘我的精神。”
“职业军人很凶悍，是不同信仰的男人之间的角逐和PK。正视历史、正视战争，才是对得起先辈。也能让我们的年轻人真正去理解战争的残酷，而不是把它当儿戏。”
弱化敌人，也是对先烈的亵渎。
人与事之外，《铁道英雄》对物的呈现也表现到了极致。
影片中出现过很多次火车，并且都给足特写镜头，把蒸汽机械的质感和纹理呈现得特别细致。
但绝大多数观众或许都看不出，片中其实一共出现了七八种不同型号、不同产地的火车，都是根据史实一点一点考察出来的。
“比方说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东芝以生产电子元件出名，但在30年代的时候，东芝造过火车。还有德国西门子，二战时候也生产过火车。片子里有我们三维做的，也有真的从中国机车博物馆里租赁出来，进行修复后重新开起来的火车。”
“藤原坐的那列火车是从满洲来的。满洲来的军列前面都会有一个金色的五星，那是日军的军徽。我们找老照片、老胶片，发现确实是有这样的火车，一切按照事实还原历史。”
像影片中的机修车间，都是找来二三十年代的真厂房，在原址上重新做了些细节效果。所有的机器零件也是从全国各地的废旧仓库里搜寻过来。
随意出现的一个扳手，都是有“岁数”的。
另外一些大场景的戏，比如火车站，铁路棚户区，带有枕木的老铁轨，则都是1:1搭建。
两个美术组花了半年的时间，70%手工搭建，CG占了30%，只用来处理一些景深里的建筑。
连雪景都是人造的。两支造雪团队，一整夜的时间，把整个树林子铺满了雪，非常费时费力。
藤原的黄铜望远镜，镜头特意给了个特写，使用痕迹清晰可见。这可不是地摊淘来的，是正经的老古董。
所有演员的衣服，破大衣、旧棉袄，全是根据当年的历史图片以及博物馆资料，在全世界采集老旧料子来做的。
“但旧料子做出来也还是新的。造型师往洗衣机里放上石子、铁砂，再把衣服放进去，做出又破又脏的感觉。就这么空转都撞坏了好几台洗衣机。”
片中有三个与角色相关的重要道具。
一个是老洪的小火车轮模型，总会拿在手里把玩。这是他工段长身份的象征，也会在他每次思考的时候出现。
一个是亓鲁（谭凯 饰）的道钉，那是火车上用来钉枕木的东西。既是工具，也是可以用于杀敌的武器。
第三个是老王的水果刀，也同样既是工具又是武器。同时，还代表了一种传承。
它传承了鼓舞人心的铁道队光荣历史，又开拓了对主旋律电影的类型探索。
以更微小的切口、更丰满的人物、更精致的细节，将铁道精神用全新的视听语言、剧作方式进行全新的创作。
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的性格，每个作品也有不同的样貌。讲述铁道队故事的方式有无数种，而《铁道英雄》是独一份的。
“那就是我理解的临城，我理解的1939年。”
目前， 杨枫导演的下一部作品《极寒之城》也已经进入收尾阶段，未来还考虑组成“英雄三部曲”。
万众瞩目、口口相传的自然振奋人心，默默无闻拼尽全力的小人物也不应该被遗忘。
战争是一个宏大而抽象的词，关乎世界格局、家国兴亡、民族大义。
但战争又是微观而具体的。
今日的昌平盛世由一条条为之奋斗献身的鲜活生命组成。